聂荣臻

聂荣臻元帅

聂荣臻（1899年12月29日—1992年5月14日），字福骈，曾用名聂云臻，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党、国家和军队的卓越领导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之一，四川省江津人，1923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2月参加军队工作，莫斯科东方大学和苏联红军学校中国班学习毕业，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

他曾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66年8月至1985年9月）、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959年9月至1987年1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983年6月至1988年4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75年1月至1980年9月）、国务院副总理（1956年11月至1975年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54年9月至1975年1月）、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954年6月至1954年9月），是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的老党员，为中国人民的革命和建设事业贡献了毕生精力，被毛泽东主席称为“厚道人”。

生平

1899年12月29日，聂荣臻生于四川省江津县吴滩镇石院子。幼年家境衰落，生活艰辛。在断续就读私塾、小学后，1917年考入江津县立中学。五四运动中积极参加当地学生爱国斗争。1919年底赴法国勤工俭学。1922年就读于比利时沙洛瓦劳动大学化学工程系。同年8月参加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后称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之部）。1923年春转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旅欧社会主义青年团执行委员会委员、训练部副主任。第一次国共合作开始后，任国民党驻巴黎通讯处处长。1924年到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25年2月转入苏联红军学校中国班学习军事。同年9月回国，任黄埔军校政治部秘书兼政治教官。参与创建革命军队的政治工作。1926年7月任中共广东区委军委特派员，参加北伐战争。北伐军攻占武昌后任中共湖北省委军委书记。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被派往上海，协助周恩来将惨遭摧残的工人纠察队转入秘密活动。5月，湖北省委军委并入中共中央军事部后，参与军事部的领导工作。他是较早懂得中国共产党必须直接掌握武装的革命前驱者之一。

1927年7月中旬，被周恩来指定为前敌军委书记，赴九江准备组织武装起义。8月1日，在马回岭地区成功地将张发奎部第25师两个多团拉到南昌参加起义，任起义军第11军党代表，与军长叶挺率部南下。潮汕失败后，与叶挺、杨石魂护送重病中的周恩来转赴香港。同年12月，参与领导广州起义。在起义军受挫的紧急关头，与叶挺果断决定撤退，保存了部分革命武装力量。1928年初任中共广东省委军委书记，1930年初任中共顺直省委组织部长，同年5月后在中央特科和中央军委工作，1931年1月任中央军委参谋长。先后在香港、天津、上海等地坚持艰险的秘密斗争。

1931年底进入中央苏区后，任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曾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1932年3月任第1军团政治委员，在“左”倾冒险主义的执行者坚持要中央红军夺取赣江两岸城市时，支持毛泽东关于红军主力应向国民党统治薄弱的赣东北地区发展的正确意见。同年4月，作为红军东路军政治委员，参与指挥了漳州战役，取得重大胜利。在部队驻漳期间，坚决执行毛泽东制订的城市政策和纪律，有力地扩大了红军的政治影响。1932年冬以后，率部参加第四、第五次反“围剿”，在战斗关键时刻，均亲临前线指挥。长征中，在突破国民党军第三道封锁线时，坚决执行军委关于控制九峰山的命令，保障了中央军委纵队等后续部队左翼的安全。在突破敌第四道封锁线时，率部顽强抗击优势敌人的轮番进攻，掩护中央纵队与部分红军渡过湘江。1935年1月，在遵义会议上坚决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过金沙江后，任中央红军先遣队政治委员，与司令员刘伯承一起，率部通过大凉山彝族同胞聚居区，强渡大渡河，策应西岸红军夺取泸定桥。随后率部翻雪山，过草地，攻占腊子口，为中央主力红军打开了前进道路。其间，在第一、第四方面军会合后，坚决反对张国焘的分裂活动。到陕北后，率部参加直罗镇战役和东征、西征战役。1936年11月，参与指挥山城堡战役。同年12月，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

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第115师副师长、政治委员。参与指挥平型关战斗，歼灭日军精锐坂垣师团1000多人，取得全国抗战开始后中国军队主动寻歼敌人的第一个大胜利。

1937年11月，任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率领3000人的武装，在晋察冀边区创建了华北敌后第一个抗日根据地。在根据地的建立、巩固与发展中，创造性地执行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战争的战略方针和各项政策，实行党政军一元化领导，放手发动群众，扩大人民武装，开展游击战争。不久，日军调集2万余人，向边区发动八路围攻，他采取广泛的游击战和集中主力歼敌一部的方针，打击和消耗敌人，迫其主力回到铁路沿线。1938年2月至7月，为配合正面战场的作战，他指挥晋察冀军区部队对平汉、平绥、正太铁路进行了三次破袭战，振奋了敌后军民坚持抗战的信心。这一时期，还派出部队开辟冀东、平西、平北等抗日根据地，使晋察冀边区迅速扩大。到1939年，晋察冀边区发展到72个县，人口1200万，武装部队有31个主力团近10万人，另有民兵等地方武装数十万人。曾被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主席团誉为“模范抗日根据地和统一战线的模范区”。同年5月，写了《抗日模范根据地晋察冀边区》一书，系统总结了晋察冀军民抗日斗争的经验。这本书由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分别作序，在重庆、延安发行，宣传了八路军坚持敌后抗战的业绩，产生了重大影响。

1938年起，抓紧时机整训了一批主力兵团。1939年夏初起，指挥所部接连取得大龙华、雁宿崖、黄土岭等歼灭战的胜利。尤其在指挥雁宿崖、黄土岭的伏击围歼战中，歼日军1500余人，击毙了被日军称为“名将之花”的第二混成旅团旅团长阿部规秀中将。

1940年8月起，奉八路军总部命令，率部参加百团大战。先后组织指挥39个团和大批地方武装，对正太、津浦、平汉、北宁、沧石、沧保等铁路、公路线进行破击战，有力地打击了日军推行的“囚笼政策”。在攻占井陉煤矿的战斗中，他以革命人道主义的博大胸怀，把从战火中救出的两个日本女孩妥善地送交日军，并就此写信给日军官兵，进行政治工作。40年后，被救的美穗子专程来中国看望他，成为中日人民友好史中的佳话。1941年秋，在日军7万余人对北岳、平西根据地大举“扫荡”时，一面指挥主力相继转至外线打击敌人，同时率领党政军机关近万人，在只有一个团兵力掩护下，巧妙地跳出了敌军的包围圈，粉碎了日军围歼边区领导机关及主力部队的企图。1942年，在斗争极其残酷、根据地日益缩小的情况下，提出“向敌后之敌后挺进”的斗争方针，将主力部队分散活动，配合地方武装，开展游击战争，同时组建多支武装工作队，深入敌占区，把军事斗争与政治斗争结合起来，以打击和瓦解伪军、伪政权为主，相机袭击或夺取日伪军力量薄弱的据点，扩大游击区。至1943年后，逐步挫败了敌人的“封锁”、“扫荡”、“蚕食”和“清剿”，扭转了困难局面。

1943年秋回延安参加整风运动。在敌后6年，领导晋察冀军民粉碎了敌人1万兵力以上的10次大规模“围攻”和“扫荡”，挫败了5次“治安强化运动”，歼日伪军19万人。1945年8月11日起，部署晋察冀军区部队对日反攻作战，解放了察哈尔、热河省全部，河北省大部，山西、绥远、辽宁省部分地区。

抗日战争胜利后，继续任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共晋察冀中央局书记。根据中共中央的部署，陆续抽调大量晋察冀的部队和大批干部，开赴东北，参加创建东北根据地的斗争。1947年4月，指挥正太战役，置增援之敌于不顾，集中优势兵力，击敌薄弱环节，歼国民党军3．5万余人，攻克正太路沿线7城及井陉等重要矿区，使晋察冀和晋冀鲁豫解放区连成一片。1947年10月，在取得清风店战役的重大胜利后，又组织所部乘胜发起石家庄战役，全歼守敌2．4万人，创攻克坚固设防重镇的范例。1948年5月，任华北军区司令员、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三书记。同年3至9月，先后组织进行了察南、绥东、热西、冀东、保北、察绥等战役，共歼敌5．6万余人，有力地配合了东北人民解放军的作战。平津战役发起后，根据1949年1月中共中央决定，与林彪、罗荣桓组成平津前线总前委，统一指挥东北野战军和华北军区部队作战，取得了歼灭和改编国民党军52万人，基本上解放了华北的重大胜利；在此期间还参与领导了同傅作义的和平谈判，推动了北平的和平解放。2月，兼任平津卫戍区司令。9月，兼任北平市市长、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迅速整顿了平津地区的社会治安秩序，完成了和平改编国民党军“华北剿匪总司令部”所属25万人的任务，为新中国定都北京提供了良好的社会条件。

1949年6月，任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主持总参谋部的日常工作；1950年初任代理总参谋长，协助中央军委领导人，部署人民解放军继续解放西南地区和华东沿海岛屿，肃清国民党残余武装和土匪。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参与组织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的部署、训练、运输、供应、补兵、轮换等工作。主持人民解放军大规模精简整编，压缩兵员定额，精简机关，充实连队，并向地方输送大批骨干；参与组建各军兵种领导机构和一批军事院校；组织制订各种军事条令、条例等。他主张结合中国实际情况来学习外军的经验，重视我军优良传统的继承、研究和发展，强调要大力提高指战员的文化水平，以加速人民解放军的正规化现代化建设。1954年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主管军工生产和军队武器装备工作。1955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和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55年7月，被中共中央指定为领导原子能事业的三人小组成员。1956年4月，任国务院航空工业委员会主任，领导发展火箭和航空事业。同年11月，任国务院副总理，主管科学技术工作。1958年，兼任国防部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1959年，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主管尖端武器的研制工作。在领导科学技术工作中，坚决执行中央和军委的方针，模范地贯彻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充分调动了广大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1956年，在参与领导制定《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草案）》的同时，组织草拟了“对十二年科学规划中国防研究项目的意见”，明确了武器装备研制的奋斗目标。随即积极组建机构，组织队伍。到1960年，陆续建立了导弹、原子弹、飞机、舰船和军用电子设备等研究院，并相应建成了各种武器试验基地、必要的科研服务机构，以及十余所培养科技人才的高等院校。

60年代初，在国内遇到严重困难，苏联撤走全部专家，停止一切技术援助的情况下，他先后于1960年7月3日、1961年8月20日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报告，力主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继续研制导弹和原子弹。在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支持下，采取突出重点，任务排队，组织全国大协作，狠攻新型原材料、电子元器件、仪器仪表、精密机械、大型设备等技术难关，并进一步调整知识分子政策，领导制订著名的“科学工作十四条”等一系列措施，仅用5年时间，研制成功多种导弹、原子弹，不久又研制成功氢弹，并为远程火箭、人造地球卫星、核潜艇的研制成功奠定了基础。同期，在研制常规武器和民用科研项目方面也取得显著成果，为我国国防科技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在“文化大革命”中，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决斗争，被诬陷为“二月逆流”成员而受到压制和打击。在逆境中，他想方设法保护国防科研战线上的知识分子和干部，尽量减少动乱给国防建设带来的损害。1969年夏，受毛泽东、周恩来委托，在陈毅主持下，与叶剑英、徐向前等一起，全面深入地研究了国际形势，为打开对外工作的新局面提出了战略性的意见和建议。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创的历史新时期，年届八旬的聂荣臻，在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领导岗位上，以病弱之躯，全身心地关怀着党、国家和军队的各项建设事业，提出许多中肯意见，坚决支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党的基本路线。为贯彻中央关于干部“四化”的方针，早在1982年看望出席党的十二大的解放军代表时就提出，“我已经83岁了，应该交班了，我请求交班。”1985年请求退出中央委员会，1987年辞去了党内外一切职务。1988年7月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在病重期间，仍坚持每天听工作人员读报和念文件，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在临别遗言中说：“我坚信党的改革开放政策，坚信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是十分正确的。我非常赞同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时的重要谈话。我很想多看一看，几十年来为之奋斗的社会主义事业兴旺发达的喜人形势，也很想多听一听祖国科技事业振奋人心的好消息。现在行将归去，临别依依，好像有许多话还言犹未尽。我衷心希望全党同志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下，同心同德，群策群力，为建设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祖国而共同奋斗；同时也希望全军同志在中央军委的领导下，进一步巩固国防，保卫和平。我希望海峡两岸，尽快统一。我希望全国的科技工作者牢记科技兴国的重任，努力攀登世界高科技的崇山峻岭，为国争光，为人类进步多作贡献！”还一再嘱咐，他的丧事要从简，坚决按中央的指示精神办。

1992年5月14日22时43分，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93岁。

中共第七届、八届、九届、十届、十一届、十二届中央委员，八届十一中全会补选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十一届、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第四届、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第六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军衔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1955年9月23日

荣誉

• 一级八一勋章（1955年9月23日）
• 一级独立自由勋章（1955年9月23日）
• 一级解放勋章（1955年9月23日）
• 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1988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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