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是发生在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党、国家、人民遭到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教训极其惨痛。

背景

伴随着三年困难时期的结束，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逐渐开始步入正轨。毛泽东不断观察和思考新兴的社会主义社会现实生活中的问题，极为关注艰难缔造的党和人民政权的巩固，高度警惕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为消除党和政府中的腐败和特权、官僚主义等现象，寻求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进行不断探索和不懈斗争。

导火索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导火索。这篇文章的写作和发表实则是江青秘密策划的。起初由于巨大争议，《人民日报》等北京的重要报刊没有转载，因此北京市被批评为“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毛泽东说：《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这使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带上更为严重的政治色彩，直接导致剧作者、北京市副市长、明史专家吴晗遭到了残酷迫害，成为文革的第一位受害人。此后，批判涉及的范围迅速扩大。也促使了文化大革命五人小组的成立。

开始

1966年2月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召集文革五人小组开会，起草《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史称“二月提纲”），试图对学术批判中已经出现的“左”的倾向加以适当约束，同时保护吴晗。与此同时，江青林彪等人也在上海大肆宣传，号召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此后杨尚昆、罗瑞卿、彭真、陆定一等人相继遭到迫害。

中共中央1966年5月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和8月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开始的标志。林彪在会上的讲话中大肆散布党中央内部有人要搞政变的谎言，竭力鼓吹个人崇拜。会议决定撤销以彭真为首的文化革命小组，成立陈伯达任组长，康生为顾问，江青、张春桥等任副组长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

发展

大、中学校的学生率先起来“造修正主义的反”。在很短的时间里，由学生成立的“红卫兵”组织蜂拥而起，到处揪斗学校领导和教师，大部分大、中学校被迫停课。运动很快从党内推向社会，社会动乱开始出现，红卫兵运动迅猛发展。

为防止局势失控，党中央在刘少奇、邓小平等领导人主持下作出决定，派工作组到大、中学校协助领导运动，力图使局势稳定下来。各地工作组在领导运动的过程中，得到多数群众的支持，却加剧了同造反派的对立，与江青反革命集团和林彪反革命集团矛盾愈发尖锐。

红卫兵的活动最初主要是破除“四旧”（即所谓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随后便发展为抄家、打人、砸物。无数优秀的文化典籍被付之一炬，大量国家文物遭受洗劫，被非法盗掘的古墓更是不计其数。许多知识分子、民主人士和干部遭到批斗。

10月初，党中央转发中央军委关于军队院校进行“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宣布取消由党委领导运动的规定。随后文革浪潮扩展到了军队、科研以及工厂农村方面，我国工农业生产、国防科研以及军队建设陷入全面停滞。在造反派煽动下，很快人民群众居然将“革命矛头”指向了刘少奇、邓小平，中央和地方的许多领导干部受到批斗，机关工作普遍陷入瘫痪、半瘫痪状态。党的基层组织的活动和党员的组织生活陷于停顿。国家陷入空前的混乱之中。各国驻华使馆也遭到了严重冲击，甚至还发生了火烧英国大使馆事件。

1967年1月初，在张春桥、姚文元策划下，上海市的造反派组织发动政变，夺取了上海市的党政领导大权。这场夺权斗争居然得到充分肯定。1月中下旬，各地掀起由造反派夺取党和政府各级领导权的“一月革命”风暴，各地市委、省委机关遭到严重冲击。以周恩来为首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纷纷站起来反抗，发起多次斗争，但均以失败告终。

为了对混乱状况加以约束，毛泽东号召群众组织实现大联合，正确对待干部，并派人民解放军执行“三支两军”（即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任务，派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学校，还批发了多项命令、布告，以制止武斗蔓延，维护社会秩序，保护国家财产，各地建立革命委员会，实行党政合一、高度集中的领导体制，一定程度上遏制了事态恶化。

刘少奇案

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为党的九大作准备召开的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举行。在党内生活极不正常的状况下，会议批准了在江青、康生、谢富治把持下炮制的关于刘少奇问题的“审查报告”，给刘少奇加上“叛徒、内奸、工贼”的罪名，宣布“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一年后，刘少奇含冤病逝。这是“文化大革命”中最大的一起冤案。

中共九大

1969年中共九大的召开标志着文化大革命达到了最高峰。出席这次大会的代表共1512名，代表全党2200万党员。在九大代表的产生过程中，由于党组织瘫痪，根本无法进行正常的选举，大都是由革命委员会同各造反派组织的头头协商决定或上级组织指定的。这使林彪、江青等人得以乘机把他们帮派体系的许多人封为大会代表，有的是在确定为九大的代表以后，才赶办入党手续的，造成组织上的严重不纯。

林彪向大会作了《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这篇由张春桥、姚文元主持起草的报告的基本思想，就是鼓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被说成是毛泽东思想的最新发展。《报告》第一次把社会主义阶段的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错误指导思想，正式规定为“我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

大会讨论并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章程》，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写入总纲，而只字不提发展生产力，还取消了有关党员权利的规定，并把林彪“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写进了总纲。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要成员、亲信和追随者进入党的中央委员会。九大通过的政治报告和党章，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错误实践合法化，加强了林彪、江青集团在党中央的地位。九大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指导方针都是完全错误的。

林彪集团覆灭

九大结束后，林彪集团的权势膨胀到顶点，同江青集团之间争夺权力的矛盾急剧上升。1970年林彪集团的图谋及其宗派活动被江青集团揭露并受到批判后，毛泽东采取一系列措施削弱林彪集团的权势，集团随时面临着覆灭。

林彪集团的骨干成员决心铤而走险。林彪的儿子、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林立果，召集他的秘密小组策划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毛泽东、周恩来机智地粉碎了他们的阴谋。1971年9月13日，林彪等人乘飞机仓皇出逃，在蒙古温都尔汗机毁人亡。

九一三事件的发生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理论和实践的失败，全国开展“批林整风”运动，揭发、批判林彪集团的罪行。不少领导干部得以平反。经过几经反复，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使人民群众厌倦情绪越来越强烈。随后进行的各种纠正思想工作，使工业生产和国民经济有所起色。但是“四人帮”势力地位却得到了加强。

结束

四五运动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在人民群众中引起巨大的悲痛。“四人帮”不仅发出种种禁令压制悼念活动，而且加紧展开了对邓小平的“大批判”。“四人帮”的倒行逆施使广大群众的悲痛心情迅速转化成愤怒的情绪，并进而转变为强烈的反抗行动。北京群众也冲破“四人帮”的阻力，自发举行悼念活动，4月4日清明节这一天，聚集了200多万京内外群众的天安门广场，悼念活动达到高潮。4月5日，聚集在天安门广场的数万群众同一部分民兵、警察和部队战士发生了严重冲突。尽管悼念活动最后被镇压，但是人民群众彻底看清了文革和四人帮的本质，宣告了文化大革命彻底“破产”。

“四人帮”的覆灭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四人帮”加紧了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他们暗地布置其在上海的亲信突击发放武器；撇开中央办公厅值班室，在中南海另设值班室，企图由他们指挥全国；还在报上公开诬蔑和威胁华国锋等中央领导人。身为党中央第一副主席的华国锋，在“四人帮”咄咄逼人的进攻下，也认识到必须割除党和国家肌体上的这个痈疽。

10月6日晚，华国锋、叶剑英等代表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对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及其在北京的帮派骨干实行隔离审查，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四人帮”的大本营——上海的局势，也迅速被控制。

1977年8月，中共十一大提前召开。党中央正式宣布“文化大革命”结束，从危难中挽救了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为党和国家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创造了前提。

1981年1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对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进行了宣判，被告人被判处死缓、无期徒刑、有期徒刑不等。

平反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全面拨乱反正工作也由此开始。

1980年2月，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关于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5月17日，刘少奇追悼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此后，因刘少奇问题受牵连的近3万人也得以昭雪。

到1982年年底，大规模的平反冤假错案工作基本结束。全国共平反、纠正大约300万干部的冤假错案，恢复47万多名党员党籍，撤销12万多名党员受到的处分，解脱了数以千万计无辜受株连的干部和群众。冤假错案的大规模平反是党的组织路线拨乱反正的具体实施，使得党和国家由此卸下了沉重的历史包袱，得以迎来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